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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是法醫,我們的故事足以拍N部懸疑電影!
發布時間:2019-03-29     責任編輯:

    原標題:同康路1號,請求永不出發

    重慶北碚,同康路1號,好多年在導航上都只搜得到食堂,最近才能搜到全名: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。

  這是一處洼地隆起的小山坡,綠油油的風總是搶著帶來遠處縉云山的花期。法醫科在一樓,常年垂著遮光簾或者紗窗。這里的人大多走路極快,卷起三尺高的氣浪,微微掀開簾子一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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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法醫科致傷工具實驗室,每個人手里的工作,都在講述一個案件背后的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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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醫宋若冰24小時高燒不退,他去了醫院,跟醫生說,我被跳蚤或者其他什么蟲子咬了。醫生嘴角牽動了一下:“哦,跳蚤……咬哪里了,讓我看看。”

  衣服脫下來,醫生嘖嘖一聲吸了口氣。那是一整塊看不到完好皮膚的后背,密密麻麻疙瘩覆蓋著疙瘩,小疙瘩重疊著大疙瘩,凹凸不平,紅得瘆人。

  前一天,宋若冰去出勘了一個現場,偏遠、密閉的農村小屋,一具高腐尸體,沒有運輸尸體的條件,又必須盡快解剖。屋里屋外都是死者收養的流浪狗,已經不知道是第幾代的蛆蟲、蒼蠅、跳蚤以及各種不知名的蟲子,在狗身上、在屋子里狂歡。

  宋若冰是踩在一層蛆蟲上做的解剖。4個多小時,有了那一后背的疙瘩。

  出門的時候,村民看到他背上黑壓壓蓋滿了蟲子,在蠕動,在飛,或者吃得太飽一動不動。村民喊:“不要動!眼睛嘴巴閉起!”抓起殺蟲劑就往他后背噴,噴落一地的黑物。

  輸了3天液,宋若冰退燒了,疙瘩也慢慢消了。從此后,家里落下一個規矩:但凡出勘現場后回家,家人都會燒好一桶滾燙的開水,放在門口,他必須脫得只剩內褲,把衣服扔進開水桶,人直接沖進衛生間洗澡。

  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,重慶市公安局刑偵總隊法醫科,幾乎每個人,都有一些奇怪的小禁忌,跟職業有著隱秘的聯系。

  職業要求他們守口如瓶,沉默如海,而這些秘密是一個起點,讓人重新認識法醫這個職業,重新發現人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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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實驗室在地下一層,有一坡長長的通道,結束工作的法醫,出來的時候都要深深換一口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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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是一個尋常的周末,法醫科的微信群突然彈出來幾張室內血跡照片。法醫周洋的岳母腿部受傷,一個裂口,出血量較大,需要縫針。

  岳母是淡定的人,從容收拾東西準備去醫院。周洋是更淡定的人,法醫都學過4年臨床醫學,心中不慌。他用手機拍下室內血跡形態、軌跡、位置,不說岳母受傷,也不講傷情,發到工作群,喊大家分析。

  科長夏鵬心里暗暗點了個贊。隨手拍隨手記錄隨時查案,這是他理想中的團隊日常。他自己眼睛被撞傷,也是每天拍一張照片發到群里,一起討論陳舊性傷痕和新鮮傷痕的對比。

  很快群里就有了答案:根據血跡形態和血量分析出了傷者傷情,根據血跡滴落方向和足跡位置關系,分析出了傷者受傷部位。

  法醫的家人,要學會在這種時候,不慪氣,不打人。法醫同理。

  夏鵬的女兒在讀小學,散步的時候,父女倆看到一只死在路邊的蟬。女兒問:“你說,它怎么死的?”夏鵬哭笑不得:“這我怎么知道。”女兒繼續窮追不舍:“那你把它解剖了吧,解剖了告訴我它怎么死的。”女兒有一只公仔熊,從小就好奇肚子里有什么,她安排爸爸:“你去把它解剖了!”

  李卡納的辦公室文件柜塞得最滿,除了工作資料,還有他全部的制服,堆堆疊疊。家人要求,他出完現場都必須在單位清洗,換好便服才讓回家,包括鞋子。

  一個刑警,家里沒有一件工作制服。

  最好的“感同”,是“身受”——出過現場的衣服,解剖穿過的衣服,氣味會鉆進布料纖維,會附著在上面,散不散,好久散,看情況。

  夏天的時候,宋若冰在解剖室解剖高腐女尸,5個小時后出來,我離他兩米就開始反胃。他常年剃著光頭,沒有頭發,仿佛就不會藏氣味。但當他突然把光頭湊過來,那一瞬間,我覺得鼻子撞上了一堵墻,晃了幾晃才穩住——我第一次知道,臭是有重量的,是一個厚重的平面,壓在人鼻子上,口腔里,肺腑里,毛孔里,需要若干時間,靠人體的代謝,一點一點從毛孔把氣味擠出去,排出去。

  這是法醫的小惡作劇,驚嚇外行,算是翻開了《法醫學》第一頁。我是在這個時刻,才真正理解了李卡納那一柜子的警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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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醫還有一個公開的秘密——酒量都深不可測,不分男女。

  往上數,他們都記得,師父的師父就教會了師父,一個代代相傳的行業密碼:工作結束,喝酒消毒。

  我問過他們,喝酒消毒有什么科學依據?每個人都詭異地笑一笑,不答。周洋說:“法醫本質上是一種很壓抑的工作。”

  去過現場的人會找到一個解碼器:死亡是一團灰霾,走進去,穿出來,霾塵總要在心上落幾粒。酒是一種燃燒與澆滅,一種稀釋和揮發。

  職業會有比人更漫長的耐心,來悄悄滲透人。

  王小偉是山西人,北方漢子,高大威猛。路上遇到搭靈棚辦喪事的人家,他會繞路走,絕不從中間穿過,也不從邊沿通過,他繞很遠,從另外的大路轉過去。這個小禁忌他很少提,同事都不知道,但他自己知道它一直在,跟職業雙生,伴行。

  “是怕嗎?”“不是。就是心里不舒服,堵著,壓著。我不想看到逝者的臉。”

  王小偉解剖的時候有個習慣,他會給死者合上眼睛,如果實在合不上了,就用一條毛巾蓋上。有時候,解剖是在晚上,殯儀館很靜,他只聽到自己手表上秒針走動的聲音。

  人是矛盾的。條件允許的時候,他不喜歡戴口罩解剖,“口罩在吸氣的時候是擋不住氣味和有害物質的,呼氣的時候,大量的有害物質又聚集在口罩內側,會更臭。”他近視,尸體細目要湊很近看,就在鼻尖下。

  他很認真地說“警服辟邪”,“戰衣會給人心理暗示,給人力量。”

  劉振江也是山西人。他經常開車去遠郊玩,村道鄉道的路邊,有時候一拐彎,就在路邊幾米的地方,一個或幾個墓碑突然就杵進了視野,他會趕緊側開目光,不看。不看墓碑,更不看上面的照片和文字,是他的小秘密。

  區縣法醫有時候會來總隊送檢材,幫李明帶一塊肋骨。李明做的科研課題需要肋骨。同行們裝在檢材袋子里,拿進來放在辦公桌上。劉振江就會“抗議”:辦公區怎么能放塊肋骨?啊?啊?后來李明悄悄藏到柜子下面,劉振江鼻子靈,一聞到就在辦公室搞現場勘查,堅決把骨頭攆到實驗室。

  謝玉波吃午飯的時候,喜歡在手機上看小說,有人湊過來,他會趕緊鎖屏,若無其事。我瞄到一眼,他看的是《長生不死》。

  他們都無法解釋這些小秘密,并不是恐懼,但又比常人纖細敏感。如果沒有罪惡,沒有殺戮,他們的秘密,會跟我們一樣,僅僅是藏進鞋底的一卷私房錢。

  “萬物皆有裂痕,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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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劉振江、謝玉波和王小偉(從左至右)在致傷工具上提取物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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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有現勘法醫,都會有一個時刻,是死者,或者是兇手。

  一條穿越農村的公路上,躺著一個像在熟睡的醉漢。大清早的霧靄罩下來,清掃路面的人走近了,才發現不對。人已經沒有氣息,地面、護欄、行道樹、路基下的排水溝、田坎……來來回回到處是血跡。

  李卡納勘查了現場。在各處血跡的附近,有煙頭、煙盒紙、餐巾紙,經檢驗都屬于死者。死者手掌裂創,腹部大裂創,一個悲慘的現場。普通人都會覺得是兇殺,法醫們說不是。

  桌上的4個空煙盒像堆積木一樣,疊在電腦前。這是現勘回來的次日上午,9個法醫,3個小時的口糧,見底了。老規矩,所有現場,出勘法醫回來后都要迅速把搜集的各種資料、圖片做成PPT,整個法醫科當日在單位的全員查案。

  法醫科科長夏鵬經常會挖一個小坑:即使案件已經告破,他還是不講答案,甚至在提問的時候故意干擾一下主流思路。大家都在PPT里重新勘查一次現場,腦力激蕩,各講各理。

  法醫有一整套復雜的技術分析系統:通過兩處裂創的生活反應推定受傷先后順序;血跡可推定死者生前經過、停留信息,合并其他物證,可重構死者當時的行為邏輯……最終一點一點串起1號到N號物證牌之間,死者的行動路線、方式。

  這是重物碾壓導致的致命傷害,是一場交通事故,不是兇殺。

  周洋胖,說話走路都是法醫科最慢的人,但每句話之間邏輯銜接,像木匠老師傅打的榫頭,穩,結實。他開始進入死者視角,從手掌受傷開始重構現場:致傷工具是什么?受傷后行動路線是什么?45度傾斜的排水溝,根據血跡,死者是往上走還是往下走?在哪些地方停留時間較長?重新回到主公路,最終在哪里遭受意外?車輛行駛方向是什么?當場有無停留?

  研判室關著燈,只有投影亮著,那個死者像復活了一樣,跟著周洋的講述重演了這個致命的夜晚,一路走,一路流血,幾百米內的死循環。

  一個潦倒的中年人,在一個寒冬夜晚的命運,在煙霧的那一頭,傳送門的另一邊,無法逆轉。

  每個法醫的臉都藏在香煙騰起的霧中,看起來冷,硬。提問也平靜,沒有受過職業訓練的人聽起來,瘆,不近人情。

  真相從來不講人情。比如與此案相反的,是偽裝成事故的另一起案件。

  也是一條鄉村公路,路邊的荒地、草叢,蔫噠噠的。路上人煙稀少,隔很遠才看得到農家的房子。

  終于有過路的人,發現路邊草叢,倒著一輛摩托車,再看,摩托車下壓了一個人。死者是個中年男人,頭部有嚴重損傷,臉上血糊糊,看不清。

  太像是一場交通事故了——摩托車被迎面撞起,車和人都飛出去,被巨大的離心力甩到路基外的草叢中,人被摩托壓在下面,頭部受傷。可能也有短暫的意識,但已沒有能力求生。

  也是李卡納去勘查的,他說不是事故,這是一場謀殺。

  法醫科的研判室又開始騰起新一輪煙霧。交通事故造成的顱骨損傷,與其他鈍器造成的損傷有很大區別,致傷工具是一門專業的學問。死者的頭部損傷,放大看,顯然是鈍器導致,法醫們甚至可以準確描述出,是什么形狀、質地、大致質量的鈍器。

  另一個關鍵信息是,死者死亡前不久,購買了高額車險,受益人是親人。

  案子破了。這個跑摩的男人,在死前的最后時刻,都不知道是親人想要他的命。人間的關系,有太多寂靜嶺上散不開的濃霧,彼此之間都看不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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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李卡納終于在掘地三尺之后找到重要物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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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時候,法醫也是兇手,模擬兇手那樣去殺人。偵查實驗,在影視劇里,往往被稱為“雙面法醫”。

  夏夜的同康路1號,靜得像在山里,半個巴掌大的飛蛾呼啦撞擊辦公室的燈,一驚一乍的。白色燈光透著寡淡的冷,楊小城一個人在辦公室,拿一把打開的瑞士軍刀,用刀背戳自己,肋下、肩膀、胸口、脖子……一邊戳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。從門口看過去,他背后是窗外的黑幕,幽幽的巡邏燈無聲地閃過。

  上午楊小城出勘的現場,兩個同室居住的男子,甲殺害了乙,然后自殺。案件發生在頭天深夜,萬物熟睡的時刻。兩個死者,憑什么說是甲殺害了乙,而不是相反?

  死者已逝,活著的人咬牙說,就要一個真相!他們是他們的親人,他們記得那些再也不會回來的愛和笑。

  依據來自科學實證。乙身上十幾處裂創,哪些可以自主形成,哪些不能,每一處傷口刀口方向是什么,行為人握刀的姿勢是什么,正手還是反手……每一處信息都有指向,每一個指向都逼近唯一的真相。

  我說法醫你把刀換成筆吧,打開的刀子容易誤傷自己。楊小城不以為然笑了笑:“用筆看不出來刀口方向”。他繼續揮舞,我馬上往后退了大半步。

  根據調查,兩個人曾經是好友。甲沒有留下片言只語,摸黑行兇。友情是在什么時候破碎,碎片又是以怎樣的方式扎進了心靈的最深處,滴血成恨,最終釀成了悲劇?這些往往是證據解不開的部分,是人文學科的部分。

  我問過法醫們,這個工作總是要潛入人性的黑潭里探查,如何讓自己采光?

  每個人都沒有直接回答,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回答。

  鞏強以前曾經出勘一個類似案件,兩個女子,也是A殺害B以后自殺,A的家屬拒絕接受結論,法醫科派出幾組人,反復勘查現場,現場偵查實驗,一輪輪集體論證。

  根據現場重建,第一處形成的血跡是B的,第一處造成的大裂創是B的脖頸,B還有第二處無法自主形成的絕對致命傷,遭受這種程度的傷害后并倒地后,B無法再對A造成多處試切創,進而再對A造成致命傷害。

  給家屬解釋背景關系,不聽;講證據講科學,不信。

  鞏強也急,急了臉上會浮一層紅,越急越紅。他是甘肅人,沒有重慶人的大鑼嗓門和奔放語速,又有當年本科讀中醫的溫柔節奏。

  最后,法醫們把A的家屬帶到會議室,出示部分圖片,進行模擬講解。講他們的親人,是怎樣殺害別人的親人,然后結束自己的生命。一個動作一個動作講。

  人心哪個瞬間突然軟下去塌下去,你看不到。真相和殘忍更多時候是在一起的,人不能只挑揀自己想要的看。

  A姑娘愛著B姑娘,B姑娘有更積極的人生追求,彼此逐漸拉開了差距。因愛生恨,A在事發前,陸續跟親人有郵件往來,流露極端情緒,不甘心,又渴望被人記取。買了刀,一路不回頭。證據鏈的每一環,都扣死了下一環。

  鞏強做的解剖,清洗后看,受害者是一個很美的女孩,人生才剛剛展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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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鞏強(左)和王小偉(右)把待檢尸體拉出來,接下來他們會走向解剖室,揭開一個死者死亡的真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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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世間有八百萬種死法,就有八百萬種偵查實驗。鞏強做過一個自殺實驗。

  秋冬的長江和兩岸,是一條沉甸甸的鉛灰色飄帶,鋪向天空的那一頭。一具混著泥沙的鉛灰色的尸體被水流沖到了枯萎的草叢中,尸體的胸腹、上臂、褲襠等部位共綁縛著10塊石頭,大小形態各異,總重量超過了25.5公斤。繩索走線方向混亂、復雜,打結上身緊,下身松。

  偵查獲得的各種證據都不支持是他殺。自殺?怎么可能?人怎能以這樣的造型,對自己五花大綁,沉重的軀體還能自主行走到江中?

  鞏強沿著江岸一直走,一路尋找跟死者身上材質相同、形狀接近、數量一致、總質量相同的石塊。

  他按死者身上繩索的走線方式、石塊綁縛的位置、繩結的松緊程度,全程一個人,在自己身上,原版復刻了死者被發現時的狀態,并緩慢移動,證明自己可以完成綁縛和沉江。

  那是個絕望的中年男子,但若把時間再往后推半年,光線就能照進生活,只是他不知道,就這樣決絕地沉落。

  鞏強綁完自己的時候,心情復雜。確認答案的時刻,對大多數人是good,對法醫來說,不一定。

  綁石頭沉江,證據不會消失。有的罪惡,會以清洗、丟棄、損毀的方式去消滅證據,但證據舉頭三尺,它看著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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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鞏強在身上綁縛了10塊石頭,超過25公斤,全部獨立完成,原版復刻了死者被發現時的狀態,用偵查實驗證明了死者是自殺警方供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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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個水庫邊的夜晚,熒光幽幽,一位老人被殺害的證據浮了上來。

  水庫背靠山梁,面朝更廣闊的開發區域,遠景中的房子在一天天生長,水庫邊躺著的老人,從這一天起,再也看不到未來成片連天的樣子。

  李卡納到達現場的時候是傍晚,他測了水庫的水溫,又記下了當天的氣溫。尸體顱骨被砸成幾十塊碎片,身體已經呈巨人觀,被氣體脹滿。根據腐敗程度,死者已經死亡兩天以上。前兩天下過雨,痕跡似乎消失了。

  水庫邊不是老人遇害的第一現場,他是被拖拽到水庫拋尸的。必須要找到拋尸的路徑,獲取一些關鍵信息。

  有一種試劑可以讓隱藏的證據浮現出來,但要等到天黑,伸手不見五指那種黑。

  夏天最后一縷殘紅沉進了水庫,水面沒有風,安安穩穩地鋪平。霾重,月光穿不過來,正好。

  李卡納和痕跡的同事,打開電筒,把試劑調勻,搖散,喊了聲,“走”。幾把電筒、手機光源同時關閉,周圍突然一黑,像潑天的墨扣下來。

  李卡納沿著推測的拋尸路徑噴灑過去,我看到罪案影片里的那一幕:幽幽的熒光藍,點狀、圓團狀、條狀,沿著房子門口的泥土、草叢,一閃一閃通往水庫。

  那是血,死者的血。

  刑警在拍照,除了鏡頭的聲音,幾乎沒有人說話。每個人都從那條藍光帶上,看到了那個同樣的夜晚在回放,看到了兇手慌亂兇殘的動作,停留、轉移、掩藏的路徑,和另一個生命的永別。

  致傷工具是另一個關鍵點。李卡納有些執拗的堅持,他要把破碎的顱骨拼回去。老人的顱骨太碎,被鈍器重擊成幾十片,解剖的時候,碎成了胡亂的一堆。囫圇的死因好說:大質量鈍器造成的顱骨機械性損傷。但這不夠:具體是什么鈍器?擊打的位置和順序是什么?哪一處傷是致命傷?這需要把顱骨拼接還原,觀察骨折線。

  人骨拼圖,是在法醫科二樓的實驗室完成的。李卡納和周洋兩個人,前后用了兩周。

  蒸煮過的顱骨,去掉了軟組織,顏色變深,湊近了,依然聞得到臭。骨片有厚度,裂口形狀在正反兩面也呈現細微的不同,最小的碎片直徑只有兩三毫米,幾十片,顛來倒去,毫無頭緒。

  實驗室的空調調到了最低的22攝氏度,我覺得冷,周洋還在飆汗,衣領很快濕了一圈。

  兩個法醫拼顱骨的時候,很少說話,空蕩蕩的實驗室卻有一種緊繃感。像是那個死者,在無聲地講述一些事情。

  每拼好一塊,他們會給自己一個小歡呼,又馬上抓起下一塊。看不見的致命鈍器,漸漸浮現在顱骨的上方,人字縫,矢狀縫,骨折線從哪里開始,哪里結束,法醫的眼睛,看到了一幅圖。

  案件破了,是游手好閑的熟人青年,為一點錢財的臨時起意。老人生前跟兇手說的最后一句話,是招呼他吃自家李子樹摘下來的新鮮李子。

  這個拼好的顱骨,至今放在法醫科的實驗室里。因為缺損幾塊骨片,有一個黑森森的洞,像來自深淵的凝視。李卡納有時候路過,會從窗外看一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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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嫌疑人清洗過的血跡,法醫噴灑一種試劑,隱血會重新浮現出來,幽幽藍光是死者的血,也是犯罪的鐵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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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玉波曾經最焦慮的時候,一周沒有回家。以前為了破案,他把頭發剃光,在腦袋上畫來畫去,看損傷,看骨折線,那次不行,那次是碎尸案,死者身份不明。

  那是一片城鄉接合部的野地,大量尸塊不規則拋撒,高度腐敗,農家散養的狗銜走了骨頭。有價值的信息太少了,唯一能確認的是,死者是一個男性。

  重慶命案偵破率,近年保持在全國前列。數據背后都是人,無數人的無數個小時,晝夜不計。每個法醫,每個刑警,都有同一種怕,怕自己掉出這個數據以外,成為孤零零的那個“未破”。

  謝玉波很慌,命案前期的壓力都在技術人員身上,給偵破提供的方向不能錯,毫厘就是千里。可是方向在哪里?死者是誰?

  法醫科根據骨骼等信息,分析死者年齡,差距最大達到20歲。這是被特殊處理過的尸體,信息誤差很大。“入職多年,我是在這個時候對自己產生了深刻的懷疑。”謝玉波總覺得自己少捕捉了一點什么東西,就那么一點點。

  那些天,他失去了生物鐘。吃和睡,有時在一個查案的縫隙里,有時沒有。他座位的前后左右,楊小城、宋若冰、周洋,輪流陪他加班,查資料,做比對。一周下來,謝玉波瘦了10斤,泡乎乎的兩頰,開始有了骨骼的形狀。

  有一陣,謝玉波眼里全是蛆。他每天都盯著死者身上的蛆蟲大圖看,對比各種資料上的蛆蟲,從蛆蟲的生長去倒推拋尸(死亡)時間。悲劇的是,謝玉波是法醫科狂熱的米飯熱愛者,對一粒粒白米飯的愛,遠遠超過各種菜品。講到這里,他突然警惕地搖頭否認:“不不不,我沒有這樣去聯系,我沒有……”

  總會有一條小路通往真相,那一點點最關鍵的信息,是牙齒。

  死者有假牙,法醫跟偵查部門一起尋找,周邊43家可以做假牙的機構,一家一家篩查牙齒建模。抓到兇手的時候,他還在那間殺人分尸的屋里住著。

  兩個打工的中年人,租住在一起,都是些生活齟齬,誰業務好點,誰脾氣大點,犄角旮旯,柴米油鹽……法醫看過太多這樣的“五毛錢”殺人,惡有萬千種形態,而殺人的,總是對生命極端冷漠,對他人,也對自己。

  真相不會消失。沉下去的會浮起來,拋撒開的會重新聚攏。講那些處心積慮的謀殺和毀尸滅證時,周洋幽幽接了句:“高智商殺人?呃……不要妄想以一人之力對抗一個團隊的整體智商和經驗,我從來沒見過一個殺手智商高過我們。”

  謝玉波稍有不同:“殺人本身,就是低智行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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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法醫科全員查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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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無論多么復雜纏繞的推理小說,都會有同一個鐵打的價值宣示:正義戰勝罪惡。而通往這個價值終點的過程,是智力比拼。法醫這個工作,幾乎就是一本一本推理小說的復刻——在現實版的濃霧模式中,準確找到關鍵點位,一顆一顆布下北斗七星,最終構建一個邏輯嚴密的天罡北斗陣,豁然開朗。

  因此,法醫們面對的其實不是尸體,而是尸體背后的人,人的邏輯、心理、情感。

  偏遠農村的夜里,一對中老年夫妻死亡。連通屋外的兩處門都關著,一處有抵門杠,另一處被救援者撞開。門后的狹長通道有板凳,板凳上有鍋。女子死在飯廳門邊,身上有四種工具導致的損傷,男子死在廚房地上,頭和手有至少兩種工具造成的損傷。根據勘查檢驗,一共有四種致傷工具:螺絲起子、羊角錘、普通切菜刀、大質量砍刀。

  是第三人作案?密室殺人?還是殺人后自殺?誰殺的誰?用的什么工具?先后順序是什么?

  這是以前周洋出勘的一個現場,是一個完全依靠現場勘查和法醫學知識,通過嚴密的邏輯,進行復盤的案件。

  墻上投影亮了,研判室燈滅,聲音像從屋頂傳來:“天黑請閉眼”——

  “根據死亡時間推定,這是夜里發生的案件。多種致傷工具的使用,可看出殺人者有更換工具的過程,為什么工具會更換?為了更趁手,越換越趁手。這一過程也可看出整個案件不是瞬時的,而是一個延續的過程。”

  “當天晚上,夫妻兩人發生了爭執,從臥室被翻動的痕跡,和存折上顯示的信息看,疑似為錢。最先發生肢體沖突的位置,是在妻子臥室,在爭斗中丈夫用疑似撬鎖的螺絲起子,戳傷了妻子頭面部一處。孔狀傷口可證。”

  “妻子抓起羊角錘,敲擊丈夫頭部還擊,有平面一側接觸丈夫頭頂部,月牙形表皮傷和腦硬膜圓形凹陷可證。由于女性力量較弱,或不想致對方于死地,因此未造成顱骨骨折。”

  “丈夫奪過羊角錘還擊,此時工具轉向,羊角面朝向妻子,頭部四組對稱性傷口(羊角)可證。”

  “妻子向屋外逃跑,沿途滴落血跡可證。走到其尸體發現位置,即飯廳門邊的時候,丈夫拿了切菜刀追上來繼續砍擊妻子頭部,造成妻子頭部第三種傷口。此時妻子因受傷體力不支,倒地。地上血泊可證,倒地停留有一定時間。”

  “丈夫回臥室翻找東西,推測是錢或存折,推測心理疑似兩種,一種為逃跑,一種為送醫。”

  “丈夫返回妻子倒地處,并將妻子扶起,坐地,背靠在門上,門上扇形血跡可證扶起過程。妻子救治無望,但推測尚有一絲氣息,丈夫回到廚房,拿砍刀砍殺妻子脖頸處,造成動脈、氣管橫斷。妻子死亡。”

  “丈夫回到廚房,在對自己脖頸處反復試切后,選擇了砍切自己手腕自殺。”

  “現場沒有第三者進入,抵門杠完好,門后通道的板凳和鍋,是主人的防盜設計。”

  偵查員最終的調查,印證了周洋的復盤。妻子對家庭財務控制極嚴,丈夫又很愛喝酒,那是春節前,是人們都喜歡喝兩杯的時候。

  復盤完成,周洋說了句:“不過……我覺得……這是個悲傷的故事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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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楊小城、李卡納、周洋、宋若冰(從左至右)在解剖室工作,重慶的天氣,從春天開始,防護服里就開始像一個浴缸,積滿了汗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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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精神上經歷過兵荒馬亂的人,事后大多沉默……”法醫科的人大多是朋友圈的隱身人,他們偶爾點贊,幾乎不發言。

  死亡從來不只是九畫寫成的兩個字。

  宋若冰做完解剖出來,第一件事情一定是給妻子打個電話。解剖那幾個小時,法醫都是處于失聯狀態的。他和妻子女兒,甚至不能忍受幾個小時的“失聯”。

  夏天的一個中午,辦公室只有我,他說:“我不能想象,以后女兒長大了,慢慢有自己的圈子,自己的世界,而我逐漸退得越來越遠……我沒有準備好,永遠都沒法準備好……”女兒還在讀小學,他說這句話的時候,我從他眼里看到一種老年的蒼茫。

  他對自己有奇怪的代謝要求:從來不吃午飯,不午睡,像在坐禪,中午是他的蒼茫時刻,一中午要給女兒打好幾個電話,聊天,視頻講作業,有時候看看手機里女兒跳舞的視頻。

  宋若冰不會使用微信付款,以及任何網絡支付、手機銀行。科里女同事梁黎有他妻子的微信,需要交任何費用,梁黎直接找嫂子,參加比賽得了一點獎金,梁黎也發給嫂子。這讓他顯得非常復古。

  后來謎底稍稍翻開一角:宋若冰每年都會傾盡這一年的結余,給女兒買下一個不會過期的禮物,從未間斷,他要在女兒成年的時候一起送給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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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閆偉是整個辦公室最沉默的人,行蹤神秘,唯一確定可以找到他的時間地點,是下班后的籃球場。同一間屋子工作兩個月后,我們才開始有了第一次交流:

  “你是學中文的?”他問

  “嗯。”

  “講點你喜歡看的書。”

  一個法醫正式開始采訪一個記者。但很快我們又不知不覺交換了場地:他講他喜歡的導演是枝裕和,講他喜歡的小說顯克微支的《十字軍騎士》,賈平凹的《山本》,給我推薦日本紀錄片《中國鐵路大紀行》。

  后來某天凌晨三點半,他給我打了一個緊急電話,只有兩句話:地點、路線。所有客套、人情藩籬都在這10秒里消失。那個雨夜的凌晨出門,我想起周洋說:閆偉是那種人——他說他只能喝四杯酒,就一定會喝完,你要再讓他多喝一杯,他真的就倒了。

  就在這個雨夜,在工作現場,我們聽到一間屋子里有個老人,從凌晨四點開始,持續兩個小時不斷嗚咽。那聲音,有時是人類的哀嚎,有時像某種動物面對危險的嘶吼,有時是痛哭。每一聲都在人心上用力抓,一抓一槽血。

  這是一種失智后表達煩躁的方式,閆偉突然問了句:“你說我們老了,會不會像這樣?”我在記工作提綱,手抖了一下,沒有回答。

 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鑰匙,有些人藏起來,有些人緊緊攥在手里,有些人一把換一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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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唯一確定可以找到閆偉的時間地點,是下班后的籃球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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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從同康路1號的院子看出去,縉云山脈四季常綠,風會吹來草葉、樹枝的氣息,吸一吸,整個肺里都是縉云山。早上上班的法醫,相遇的時候點個頭,一個問:“你值班?”另一個笑著答“國泰民安。”

  這像是他們的接頭暗號:不要有死亡,不要有現場。

  楊小城跟閆偉在辦公室算是同桌,一個靜,一個動。沒開工的時候,楊小城似乎永遠在唱歌:去食堂的路上、爬上值班床的上鋪鋪被子、早上推開辦公室的門……他唱李健,唱他喜歡卻永遠記不住歌詞的民謠。這個時候,法醫科不像研究死亡的地方,清風明月,少年錦時,死亡很遠。

  那個夏夜,楊小城用刀背扎自己的那個偵查實驗,以及后來他的講述,讓我想起作家魯敏《九種憂傷》里寫的:每個人都如同一枚環形玉器,帶有憂傷的缺口,它不被重視,它申訴無門。它在那里。

  楊小城父親離世的時候,他沒在身邊,當時他在外地工作,父母在重慶。他人的死亡和親人的離世,是不同的生命教育。

  所有貧困少年的勵志故事都有一個刻進生命的鏡頭,他的鏡頭是:父親在學校旁邊擺攤,每次他得了獲獎證書,父親都拿在手里舍不得裝好,買東西的人看了搭句腔,父親就會高興地講,是兒子得的獎。

  終于工作了,父親查出癌癥晚期。回重慶的時候,他特地帶了一身警服:父親從來沒見過他穿警服的樣子。老人是在他回單位的路上離去的,眼里最后的影像,是兒子筆挺端正的樣子。

  從那天開始,楊小城覺得心上缺了一個小角。他是從對母親的遷就上意識到那個缺角的存在:母親碎碎念,讓他去相親,趕緊結婚,從早上念到晚上,吃飯都沒停,念叨了整整8個小時。他沒有頂撞一句。他記得父親離世時他跟自己說:“爸爸走了,更要對媽媽好一些。”

  這句話說得特別慢,時間跨過零點,新的一天開始,窗外依然是黑夜。楊小城背過身,用手掌按住眼睛,深深吸氣。這跟白天在解剖室那個麻利高效的法醫,那個吃飯都在唱歌的法醫,不是同一個人。

  天亮的時候,他又會笑著說:“我爸沒給我把名字起好。”“小城?哪里不好?”

  “鄧麗君有一首歌,《小城故事多》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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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楊小城身后的顱骨,是法醫科的歷代法醫在工作中搜集的無名顱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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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周洋下班后只有三件事:喝酒、看動漫或者打游戲、把狗洗干凈鼻子杵進狗毛里吸狗味。這是女兒降生之前,降生后第三條換成了把鼻子杵進娃娃頭發吸娃。現在下班后約飯,他會說:“你們先吃,我要先回去一趟,吸吸娃。”

  夏天的時候從解剖室外的玻璃窗看過去,會看到一個白色的解剖服撕得稀爛的周洋,腋下、大腿、后背,巾巾吊吊,看得人悚然:解剖室里發生了什么。

  解剖服像生化防護服,全包圍,不透氣,不吸水,夏天出汗多的,汗水順著衣服內壁流淌,多站一陣,地上就是兩攤水。周洋受不了人在衣服里泡澡的感覺,撕了破口透氣。

  他體型接近“純圓”,總是給人某種喜感,這讓他找到了一種方式,講死亡時舉重若輕。比如,他認真地回答過一個問題:最不愿意出勘哪種現場?

  “火災,燒焦的尸體。那個味道……不不,不是臭,是香!你去過燒烤攤吧?這個氣味是很嚴重的干擾,會讓一個法醫內心自責,我是來工作的……所以我更愿意在高腐的臭味中去工作。”

  “還有一種是地面鋪滿了蛆,踩過去,吱吱脆響,又滑,那種觸感從腳掌心傳上來,肌肉都繃緊了,難受得很。”

  總會有一個時刻,舉重就是舉重,無法若輕。

  我唯一一次崩潰,是周洋抓住我的衣領,從水中撈起來,重新聚回元神。

  死者是個男孩,還沒上小學,被親生父親殺害。那個父親,騙他出門去玩,一路帶到僻靜處殺害。男孩出門的時候多么開心啊,小書包裝著喜歡的零食。他說想去河邊玩,爸爸就帶他去。他永遠無法明白,為什么看到這個世界最后的樣子,是父親殺害他的樣子。

  孩子的父母早已離婚,父親有新的生活,嫌他是個累贅。

  尸體被發現的時候,已經高腐了,整個頭部失去了形狀。母親來認尸,解剖室在長長通道另一頭,母親的哭聲穿過通道,像一串串子彈呼嘯著打過來,打穿我。眼淚會傳染,如同人類的情感會傳染。

  眼淚在口罩下無聲奔流,我被周洋抓進另一間空著的解剖室,我聽到自己的聲音像銳器摩擦著黑板發出的那種刺耳,變形:“那不是我的孩子……但又好像是……”

  他沉默了很久,長久得空氣像被水泥封住了,然后我聽到他說:“都有這種時候。想哭就哭出來,不羞恥。”

  我知道這個時刻,我們辨認出了彼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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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常紅發不吃兔子,劉振江也不吃兔子。他們在兩年多的時間里,撞死了幾百只兔子。

  常紅發戲稱自己和劉振江是在大坪醫院的實驗室里,關了兩年小黑屋。實驗室在地下,沒有窗戶。他們做的一個課題研究,關于力學傳導,要通過撞擊機對動物活體的撞擊,進行數據取樣,在浩瀚的數據信息中進行分析比對,最終獲得人體損傷鑒定方面的研究依據。

  常紅發最看不得別人流淚,但卻硬生生在實驗室里聽了兩年兔子的哀叫。他在做另一種攀登,科學探索,也是法醫的一種工作。如果可以選擇,解剖室和實驗室,他更喜歡后者。

  幾年前母親去世后,他愈發不愿意面對死亡。老家在山西,那時母親已經腦死亡了,全家都在等他回家,等他來做一個決定:拔管。

  拔管很久以后,他才夢到母親,“她在前面牽著弟弟妹妹跑,我死活追不上,在夢里哭,哭醒了,一抹臉,手上都是濕的。”

  這以后,他總覺得自己心腸在一點點變得更軟,“甚至不敢一個人呆在解剖室。”同事們贊他“自帶科研體質”,他喜歡科研,科研是向高處摸索,向亮光處摸索。

  他現在在做有限元模型:把人體用數字化表達,用幾十萬個點位構成人,可以更清晰地顯示力的傳導。

  電腦屏幕上,一個三維的人體模型,在被棍棒擊打后,腦部出現了清晰的損傷。這個受力過程,不是動漫設計,是常紅發在幾百張不同損傷的顱骨CT片里,一點點擦除和提取,獲得關鍵信息,進行推算和編輯后,做成的模型。

  一個人值班的晚上,仔細聽,能聽到窗外樹葉落地的聲音。他在這個系統里反復修改,填寫,補充。他喜歡這種安寧,重擊、損傷,都只是在電腦圖像里,屏幕一黑,明早的太陽照常升起。明天七夕,他在手機里給妻子訂了一束花,“國泰民安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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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常紅發(左)和鞏強在做力學實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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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值班的夜晚,周洋通常會早點睡覺,萬一有現場,誰也不知道下一場睡眠要在幾天之后了。12點剛過,一個黑影輕輕躥進值班寢室,俯身看了看周洋。手機電筒突然打開,激光一樣直射周洋眼睛。

  周洋眼睛閉得更緊了,他知道是李明,不會是其他人。他覺得李明即使50歲了也依然是50歲的熊孩子。

  李明是人類學專家,在法醫人類學領域已經很有成就,他是“西南第一恥(恥骨)”盧涌的弟子。尸體骨骼方面的疑難,他就是新一代的權威,這個權威打完籃球,脫下臭襪子,會突然捂壓在周洋鼻子上。

  這一點他遺傳給了兒子,小朋友會用兒童手表給父親報假警,類似廣告里那種“爸爸快來救我呀”,氣得李明每次打電話都要提醒兒子:“好好呆在幼兒園,不要亂按手表!”

  法醫科有一條隱藏的分界線,把罪惡的淵藪和日常隔開。生活的這一頭,他們像是特別需要光照,在光合作用里,永遠有過不完的青春期。

  冬天的時候,周洋招呼大家吃烤羊,這個情緒身姿都特別穩定的胖子,吃著吃著就哭了。他至今不知道為什么哭,心里灰灰的,想要釋放什么。一桌人都陷入了沉思。烤架下的火苗躥了出來,悄悄燃到凳子下面,楊小城木然指著火說:“燃起來了哦。”

  沒人動,楊小城自己也沒動。火燃大了,王昊第一個醒悟過來,然后把氣管上的火滅了,呼喊大家趕快跑。

  這種時候很多,每個人隱隱知道為什么,但又都說不清楚為什么。

  周洋最不屑的就是法醫科有怕老婆的傳統。謝玉波說,早上出門,身上最后剩下5塊5,結果被女兒搜走了,周洋表示“哼哼”;李卡納有一天沒帶公交卡,找同事借了三塊錢坐輕軌,周洋又笑了;李明在家不敢抽煙,到了單位猛抽,周洋說,鄙視他。

  唯一讓周洋稱贊的是宋若冰,這個戀家狂人的柜子,塞滿了各種吃的,茶葉香煙餅干咖啡口香糖方便面,法醫們值班餓了,都知道去翻宋若冰的柜子。這些都是宋若冰老婆買的。

  周洋自己呢,工資卡都交給老婆了,剩一點零碎的補貼,他說夠用。“300塊自由跟30塊自由有本質區別嗎?”他說有。

  法醫大多是學霸,醫學院很難考。但是學霸們斗不過小學生的奧數題。

  李卡納的父親,是著名大氣科學家、物理學家趙九章的弟子,研究地質。他給兒子選了三個方向:法律、醫學、電子,李卡納把前面兩個結合在一起,當了法醫。

  他的名字曾經被人反復討論其中的科學感,他沒有辜負這個名字。我問死者為什么綁縛了50斤石頭沉江還會浮上來,他給我講一串水的比重、各種類型石頭的比重,以及尸體巨人觀以后的脹氣,然后用一串公式推導出來。我在心里給他發了個表情包:“打擾了!告辭!”

  “科學家”急了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,唯獨奧數做不出來。午休時間,他經常帶著女兒的奧數題來找周洋和宋若冰,這個面積那個陰影,三個腦袋趴在一起,紙上畫來畫去,還要爭,急了就互相傷害,拿智商碾壓對方。猛一推門進來,我覺得誤入了高中教室,又想扔個表情包:“打擾了!告辭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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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周洋(左)和李卡納拼接顱骨碎片,從骨折線上還原死者受傷過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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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網上雞湯流傳度很高的一句話是:除了死亡都是擦傷。

  謝玉波母親癱瘓臥床8年,脖子以下毫無知覺。疾病把母親變得越來越喜怒無常,父親一個人獨自照顧,還要下地干農活,翻身喂水排便,都是定時,比鬧鐘還準。整整8年,母親沒有長一處褥瘡。

  送走母親后,謝玉波第一件事情,就是幫父親尋找一個老伴。父親不急,他急得很。“活著的時候要好好活,死亡要快速翻過去。”現在父親和謝玉波找的阿姨快樂地生活在一起,主城帶帶孩子,老家修修房子。

  周洋以前在區縣工作,帶他的法醫,比他大12歲,要求嚴。頭一天,他還在批評周洋,說桌子太亂,不收拾,周洋不吭聲,心里嘟噥悄悄翻白眼。第二天,這個法醫就出事了。

  那是冬天,陽光照不到山的背陰面,公路上有暗冰。山路彎多,開車從朝陽的坡面繞過去,車速快,一拐彎就進了背陰面,來不及減速,車在冰面上直接甩出去。

  周洋去做的尸檢。“有一種不真實的穿越感,這個人不是還在批評我嗎?怎么突然就沒了……”

  我想起第一次對話式采訪,周洋說,有幾種現場他特別怕出,其中有一種就是“死者跟我同名同姓,跟我親人同名同姓,跟我同事朋友同名同姓。”母親去世,前三天,他一滴眼淚都沒有掉。

  “死亡時間在2小時以內的尸體,手上會有余溫,身體也有微溫。我拉著他(她)的手,會有幻覺,像拉著一個活人的手。”

  周洋開車很慢。有天早上上班,開車在內環快速路上,遇到7次危險的貼身超車,他不發火,不路怒,他的方式是自言自語跟導航抬杠:“哦,NO,NO,閉嘴吧,我才不要相信你這傻瓜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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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法醫病理組從事更精細的鏡下工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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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法醫科長夏鵬很潮,冬天穿那種筆挺的H型駝色羊毛大衣,窄腿褲,鬼冢虎的鞋,腳踝露著,從不穿秋褲。很難想象,一年多以前,他比現在重30斤,他硬生生跑步跑掉了30斤脂肪。這是A面,上班的時候,他是另一個人。

  值班的早上,夏鵬把自己的工具箱挪了一個方向。值上一個班,他出了一個現場,只要出過現場,下一個班,他一定要做一個微小的改變,箱子換個方向,或者多放兩把止血鉗進去。

  “就是給自己的一個心理暗示,這個班一定要平安無事。類似他們打招呼說,國泰民安。”

  他是法醫科的“箱子殺手”:他會不定期,毫無規律地突然抽查箱子,法醫們用過的器具、耗材,沒有及時補充的,會被罰款,現款現交。法醫有好幾個箱子,常規的現勘箱,耗材箱,DVI(群體性傷亡事件調查)專用箱,尸表和個體識別又有專門的箱子……每個都不能錯,不能少。

  我見過“箱子殺手”唯一一次生氣,是在批評一個法醫。一個凌晨三點的突發現場,走得急,法醫的工具箱里,前一天的記錄表沒來得及換新的。其實也就是一套表格里,其中一頁被填過了一些信息。夏鵬也覺得自己變得啰嗦了:“不啰嗦不行。”

  法醫科每天早上9點10分,雷打不動要開早會。9點11分,沒到會議室的,夏鵬會喊梁黎:把名字記下來,處罰。有一次,楊小城從廁所一路飛跑過來,剛跑到門口,腳下趔趄滑了一下,夏鵬說,已經記下了。

  他解釋過這種對細節的苛刻:“崩塌往往就是從細節開始的。法醫出現場,一個人就是一支隊伍,一個細節都散不得,一散就是全部散。”

  他給他們講過一個自己的故事。那時候他還在一個分局,有一次做解剖,開顱鋸拿掉了,痕跡同事幫他出去拿。他一個人在解剖室繼續解剖,外面是一個長長的通道,通道兩側擺滿了尸柜。同事出去以后,整個通道安靜得瘆人。

  他在進行口腔探查,突然,尸體咬了他一口。剛好,殯儀館的燈突然滅了。他慌張了,連手術刀都沒有放下,就往外跑,一直穿過長長的通道,站到門口,等同事回來。

  夏鵬從不相信靈異,他知道科學的答案:自己肯定是碰到死者下頜的某個位置,導致死者牙齒動了一下。如果同事在場,他們甚至會互相開個玩笑。夏鵬告訴法醫們,從此以后,他再也沒有拿掉過一樣東西。

  他也會“恐嚇”科里的法醫:給AI輸入系統知識和現勘資料,像阿爾法狗學習圍棋那樣學習法醫學,以后你們就會被取代。周洋不太相信:“人命關天的事情,請問AI可以簽字負責嗎?”

  在實戰部門帶隊伍,沒人能當翹腳老板,“領導”有更豐富的外延。

  夏鵬會敲打兄弟們的私人生活:“下班吃飯要AA制哈,我教過你們,微信里的AA付款,不要給任何兄弟增加負擔。”兄弟們也敲打他:“喊你不要跟娃兒急,不要兇,不要吵,不要吼娃,都是親生的……”

  法醫科北方人多,占了一半,每年大年三十值班,夏鵬都會請來李明的母親,一位遼寧阿姨,做最正宗的手搟面,包餃子,值班的法醫們,也過一個北方春節。

  這是法醫科最有味道的一頓午飯,家屬帶著孩子們,來陪伴一兩個小時,過一個短暫除夕。豬肉白菜餡的餃子,常常被其他科室值班的同事蹭走一半,法醫們的孩子,圍著大人追來追去。這個時候,法醫們覺得夏鵬就是個大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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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夏鵬小時候有兩個理想,一個是警察,一個是醫生,命運想了想,混搭一下,讓他當了法醫。職業改變是從對弱者的敏感開始的。

  夏鵬小時候讀重慶一中,他是這個重點中學里的熊孩子。語速快,反應快,動作快,愛欺負人,圖個樂,喊同學交出飯票來。也不是真要,別人喊他大哥,懇求兩句,他就還給別人。同學覺得他是“社會人”,不敢跟他耍。

  做了法醫,像變了個人,尤其有了女兒后,所有跟孩子有關的案子,他都特別敏感。

  一個兩歲多的農村女孩,死在一個冰涼的夜晚。父母出門打工,孩子一直帶在爺爺身邊,那間農村土房子,又窄又亂,床是那種竹涼板搭在墊起的磚頭上做的簡易床。平常都是爺爺帶著孫女睡,這些日子,母親回來了。

  小女孩臉色蒼白,家里人以為是病死的。夏鵬反復看她的口腔和眼睛粘膜,窒息征象不太明顯,但有,要非常仔細地看,很細小的小點。病死是普通人含混的說法,法醫出具的死因里,沒有“病死”這種說法。

  女孩的死因是外力捂壓導致的機械性窒息。再查下去,兇手是孩子的母親,也是要開始自己新的生活,女兒是個負擔。

  夏鵬想到自己的女兒,想到第一眼看到這個小嬰兒,是在電梯里,她在哭。他還沒來得及給妻子拿麻藥去手術室,女兒就出生了,電梯里碰到護士抱下來,他恨不得搶過來自己抱著。

  怎么會有人下得了手?

  曾經一起兒童被襲擊的案子,夏鵬沒有去。常紅發、閆偉和孫廣勝去出勘的現場,去做的傷情鑒定。

  常紅發和閆偉還沒有做父親,夏鵬覺得這是一種更好的安排。工作都是訓練有素的,但不同的人,心上會留下不同的痕跡。

  給孩子做傷情鑒定,最困難的就是心尖上的那種絞痛感。受傷的孩子煩躁,難以溝通,但工作又必須要完成。

  常紅發做的鑒定,孩子頭面部重傷。手術出來,任何人都無法安撫情緒,一直哭,一聲一聲聲嘶力竭。孩子不讓任何人靠近,父母都不行,只接受外婆。常紅發在外面一直等,他不知道要等多久,幾個小時或者幾天,他愿意等。他安撫自己的方式,是不斷出去透一口氣。

  孩子遇襲的視頻,夏鵬至今沒有點開看。他最后審看鑒定書。鑒定書是規范的法醫學鑒定語言,一板一眼,科學,冰冷。夏鵬看的時候,幾次停下來,讀不下去。那些傷情描述,一句一句都會跳出來,立體浮現在孩子的臉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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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夏鵬做了十幾年法醫,命案發案率比他入行的時候低了接近80%,但是青少年自殺這類死亡,在增多。“做父母的人,會特別敏感,會追問自己,我做得好不好,我真的知道孩子在想什么嗎?”

  女兒小憶讀小學5年級,他跟李卡納和宋若冰一樣,焦慮同樣的問題:“我明明是個學霸啊,孩子明明是親生的啊,數學怎么就不像我?”

  小憶在天分上更靠近媽媽,情感細膩,語言有靈氣。幾年前,夏鵬和妻子出國旅游,出發前的晚上,小憶非要看一看媽媽的箱子。到達后,夏鵬打開箱子,在衣服中間看到小憶悄悄塞進來的紙條:爸爸媽媽,祝你們玩得開心,你們不要忘了我。

  從此以后,夏鵬休假出門,都要帶上女兒,“在她長大離開父母以前,每一天都是珍貴的一天。”

  因為自己做法醫,因為孩子是女孩,夏鵬的安全教育從很小就開始了,碎碎念,反復念。小憶5歲的時候,他做了一次測試。

  他和妻子帶女兒逛街,走著走著就在后面藏起來。他一直教女兒,走丟的時候,不要害怕,不能大哭,不能吸引周圍的人注意。要沿著大路走,去找穿制服的人,告訴對方父母的名字和單位。

  小憶發現父母不見了,沒有哭,但也慌張。她四處張望,想哭,但在努力忍。然后她沿著大路往前走,忍不住了才開始哭。

  夏鵬給女兒說得最多的話是:活著是最大的價值,無論如何艱難,不要放棄生命,要努力生活。他知道小憶現在不會完全懂,但他要種下一顆種子,他相信種子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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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夏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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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浮士德與魔鬼簽署協議,以靈魂作為交換,讓魔鬼滿足自己的欲望。抵押靈魂的人,有時候就在我們身邊,每個人身邊。

  王小偉以前出得最久的一個現場,用了12天。一個農村的大家族,從臥病在床的老母親開始,各房叔伯嬸子,有癱瘓的,也有健全的,都有人相繼死去。深山里的村子,人們眼里的生老病死,都像風中的葦草,一伏,一伸,不驚奇。話多一點的,無非講這家人著了魔。

  在家族辦喪事的答謝飯桌上,有人吃著飯,就倒了下去。

  投毒案的勘查工作量很大,每一處居所,每一樣可疑物件,都要一一提取。僅僅一間廚房的碗碟容器,就提取了上百個檢材。最后的檢驗報告和案卷,堆起來,比兩張辦公桌疊起來還高。

  王小偉第一天就在一個白色瓷碗里,提到了毒物,確定了案件性質,現場的人都繃緊了一根弦。

  家族人多,調查筆錄也多。山區村子離縣城遠,條件有限,民警廚房在做筆錄。一個女子在旁邊走進走出,她咿咿呀呀有語言障礙,但聽力完全正常,是家族一個兄弟在外地打工帶回的女友,就在廚房給大家做飯倒水。

  幾天后,在家族一個兄弟的面包車里,民警看到一瓶蓋子擰開過的飲料,女子招呼民警喝。沒有人喝,但迷霧似乎在開始散去。

  當天晚上,這輛面包車后座的腳墊上,法醫發現了微塵樣的白色粉末,憑經驗和直覺,大家都知道危險逼近了。

  女子被抓了,所有證據都指向她。抵押了靈魂她要什么?她要家族的房子,要家族的另一個哥哥,要給自己曾經受過的欺負出口惡氣,要到后來,只是一樁罪惡掩蓋另一樁罪惡。

  她扔掉的毒藥,一會指是東邊的垃圾山,又指認是西邊的半坡崖,民警和消防員一起,身上拴好保險繩,吊下山崖,一點點翻找。

  王小偉說這不是危險時刻,真正的危險,是證據跟兇手賽跑的時候,魔鬼就在你身邊,你甚至感覺到它在,但你不能管它,你只能向著證據的方向跑。

  那瓶打開的飲料,已經被那個講不出話的女子投毒,車里的白色粉末,就是她往瓶口灌入的時候,灑落的。王小偉他們跑贏了,跑的時候,魔鬼就在身邊同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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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楊小城曾經教我如何戴手套,如何拿手術刀。那種解剖用的白色乳膠手套,我戴上第一層,死活戴不上第二層。我把手術刀遞還給他們的時候,刀頭朝外,一屋子的法醫都嚇得跳起來退了一圈。

  手術刀只能放在解剖臺上或者器械盤里,刀頭不能朝向任何人。刀鋒嗜血,解剖室嗜血。

  劉振江在昆明醫科大學讀的法醫學研究生,研一開始,就要跟著師兄們出現場、解剖。大河淹死會水人,危險往往出現在熟練后的大意階段。快畢業的時候,劉振江解剖了一具男性尸體,他的手被扎破了。

  那是一個60多歲的老人,劉振江鋸開老人的顱骨,下一步是掀開頂蓋。頂蓋靠后的中段位置,有一塊凸起的骨刺樣硬物,要用力氣掀開。就在用力的時候,他手滑了,食指被那處凸起刺破,刺穿兩層手套,刺進肉里,血涌出來。

  老人的血檢艾滋病陽性。一個尚未畢業的年輕人,第一次意識到死亡的另一種面目。在等待自己檢驗結果的那一周里,他什么都沒心思做,他在昆明著名的金馬碧雞兩個牌坊之間走來走去,坐一陣,走一陣。他很害怕,又不知道怎么訴說。他問自己,未來的職業生涯,你害不害怕?

  那只是一次有驚無險,一個對年輕法醫的警示:你想好了嗎?

  劉振江后來再也沒有在工作中受傷。法醫科每次查案,一屋子的人唇槍舌戰,常常是他默默起身,燒好開水,給同事們一一摻茶倒水。他辦公桌上貼著唯一一張便利貼:每天早上9點前必須打卡。前一晚睡在單位值班的人,不進大門口,往往會忘了早上這一波,他不允許自己忘。這樣的人很難再受傷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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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宋若冰曾打著保險繩到山崖下尋找物證 警方供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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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遠郊區縣的一個深夜,一輛行駛異常的小轎車被攔了下來,一對神色慌張的父子,講話語無倫次。打開后備箱,一個60多歲的女性死者蜷在里面,脖子上綁縛著繩結。

  死者是父親的妻子,兒子的媽媽。

  按這對父子的說法,死者身患直腸癌晚期,痛苦不堪,渴望解脫。家住在城里的小區,不遠處就是長江,老人想過跳江,但傳統觀念里又怕找不到尸體,無法入土為安;想從家中高層陽臺一躍而下,又覺得砸碎的肢體過于血腥。

  想來想去,她決定上吊自殺。走不動路了,她懇求家人開車,送她去老家果園,找一棵樹。

  脖子上的綁帶,是女式大衣腰間那根腰帶。父子倆送她到樹下,然后走到遠處,不看。半小時后回來,把死者取下來。

  劉振江要做的工作,是從死者身上尋找證據:這對父子講的是真話,還是他們謀殺了親人?

  解剖室建在半山腰的一塊凹地里,特別兜風,秋天的風冷得像嚴冬。解剖的時候,劉振江發現,死者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胰腺等多個臟器,身體消瘦,接近惡病質。

  他問我,是否知道直腸癌晚期癥狀?我不知道,但想起采訪過的醫生講過宮頸癌晚期癥狀:糞、尿,所有能漏的都漏,人會散發惡臭。他嘆息了一聲,沒有回答。

  沒有證據指向是謀殺。但教唆、幫助他人自殺,根據刑法,也是罪。

  劉振江是法醫科少有的不抽煙的人,工作結束,他解乏的方式是長時間沉默,既不看手機,也不講話。我等到他沉默的盡頭,跟他聊到“人在死亡這件事情上,有多大的自主權”,他想了想說“一個警察,只能在法律的框架里工作,不能跑到法律的前面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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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情感和倫理有時候會把人逼進死角問:你相信血緣嗎?相信孩子都是天使嗎?

  一個廢棄的居民房背后,有一條陰溝。一個8歲的小男孩,被發現的時候,面朝下,臉撲在溝里。背上蓋了一塊泡沫板,沒有蓋住頭和腿。

  最后一個看到男孩的是他12歲的哥哥,當天下午跟弟弟出門買餅子,哥哥自己回家了,弟弟說再玩一會,自己走遠,再也沒回來。

  主流意見傾向于是一個意外:男孩意外跌落到陰溝里,臉埋在水里窒息死亡。周洋覺得不是,“身上遮蓋的泡沫板,風吹過來正好蓋在軀干部分?有這么精于計算的風?”

  他覺得是一個未成年人作的案,心智不成熟,一張板子蓋住身子,以為是藏尸了,就像小孩逮貓貓的時候,顧頭不顧尾。

  法醫要為自己給出的方向負責,堅持一種判斷是需要勇氣的。科長夏鵬也是執拗的人,他不管哪邊聲音大,意見多,他只站他認為對的那邊。這次他站周洋。

  偵查員很給力,始終信任法醫,始終沒有放棄。堅持走訪調查3個月后,案子破了。

  12歲的哥哥作案。他認為弟弟很壞,不愛學習,調皮搗蛋,殺了熊孩子,他是“為民除害”。

  法律如果是零度,倫理也許就是人的體溫。真相的背后,是一個家庭破碎的悲劇。“殺人案,人們通常不愿意往未成年人身上去推測,尤其是血親。”周洋說,通常情況下,也不提倡首先懷疑近親作案,除非有重大嫌疑,否則容易造成家庭撕裂。“偵破也要考慮人。”

  “法醫這個工作本質上很壓抑。”撞上倫理的墻,就更壓抑。

  一個長期癱瘓在床的老人,意識不清,每天都把糞便摳出來糊滿手指可以觸及的任何地方:墻壁、被褥、床邊小桌……長期的這個動作,導致老人指甲縫里都已經染上了洗不掉的黃色。

  照顧他的兒子,已經筋疲力盡,在一次不順利的喂飯后,兒子情緒爆發,暴力傷害了老人。在最危急的時刻,他承認心里曾經閃過念頭“我希望他死”。

  法醫進行了開棺驗尸。老人身上的每一處傷,法醫科全科一一查案討論,包括生前的每一份入院就醫記錄。活著的人和死者,都需要公道,事實本身就是公道。

  蒼茫才是人間的底色,赤橙黃綠青藍紫不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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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周洋(左)和李卡納在做人骨拼圖,顱骨缺損的碎片,是一個永恒的黑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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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些人的高光時刻,是在聚光燈下,有些人是在一些平凡的瞬間。

  宋若冰曾經在外地工作。出得遠的現場,車都開了一天多。沒有條件把尸體運送到城市里的解剖室進行解剖。要在有限的時間完成工作,只有在現場進行解剖。

  那是一個山谷,湍急的河水洶涌撞擊河里和兩岸的大石頭,找不到完全平整的地面,只能在石頭上解剖。天漸漸黑下來,同事們只有打開車前的大燈照明。入夜的高海拔地區,空氣冷得像堅硬的石墻。雪花落下來,一層比一層密。

  宋若冰手僵了,肋骨在發抖往胸腔里收,他要控制住自己手上的動作不走形,要快,要準確,家屬就在不遠處看著。

  “成就感有時候不在工作本身,而在一些意外的小時刻。”

  有一次出現場,道路塌方,巨石擋了去路。宋若冰急了,攔了一個騎摩托的藏族青年。青年摩托車后面掛著兩個竹筐,剛剛從山上采了兩筐新鮮的松茸,送下山去賣。

  松茸是城里餐桌上的珍品,兩大筐,都是藏民一支一支山里挖的。青年聽了宋若冰的求援,二話沒說,把筐子里的松茸倒了一半,讓宋若冰踩進筐子,他送過去。宋若冰給他錢,他一分也不要。

  同事給他和青年拍了一張照片,他把照片放在一個單獨的文件夾里。照片上兩個人都在笑,西藏的陽光照得人身上閃閃發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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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宋若冰和藏族青年 警方供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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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位中年大嫂,曾經給楊小城送過一籃子雞蛋。

  那是在外地工作的時候。大嫂跟弟媳發生了爭執推搡,農村的田坎,一米多高,弟媳摔下去,摔傷了腰。楊小城的鑒定結果是輕微傷。弟媳不服,找了楊小城的上級,得到她滿意的鑒定結果:輕傷。輕傷可讓對方入刑,警方將對大嫂采取措施。

  楊小城去現場實地勘察做過偵查實驗,這個高度的松軟土坡,45度傾斜,人的姿勢是滾落,幾乎不可能造成椎體滑脫。他懷疑弟媳在事發前腰椎已經有問題。

  輕傷鑒定出來后,他又去了一次現場,他堅信自己沒有錯。

  楊小城讓弟媳拿一張以前拍過的片子來。那是正常的腰椎影像,沒有任何損傷,有那么一瞬間,他覺得自己把自己逼進了死角。

  事發前后,兩張片子,一張完好,一張椎體滑脫,推打摔跌造成輕傷,邏輯完美。只有一個漏洞:受傷后的片子里,宮腔里有一個金屬節育環的影像,受傷前沒有。

  楊小城默默抄下片子一個小角落里的編號。他去醫院翻底片,挨著編號找,果然查出來,編號是在登記本里重新插進去的,這是一張新拍的片子,是弟媳找另一個腰椎完好的人代拍的,她不敢拿出自己以前真實的CT片。

  那是外地一個小城市,一年要做幾百份鑒定,法醫像半個偵查員。他曾給另一個“耳聾”的人做完鑒定,那人走遠,他突然大喊一聲那人名字,對方本能回過頭來……每個法醫的靈魂里,都住著一個刑警。

  他推翻了上級作出的鑒定。他跟前輩打了一個電話,表達了自己的堅持。少年意氣,就像衣服的前胸畫著一個圈,圈里寫了一個“勇”。

  案子一直送到省廳。最終采用的是楊小城這份鑒定。大嫂放了出來。

  他不認識那位大嫂,當大嫂提著一籃子雞蛋硬塞給他的時候,他完全沒反應過來。他不要大嫂的雞蛋,但他永遠記住了那一籃子雞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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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楊小城在墓穴中提取證物 警方供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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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閆偉抓過一個兇手,兇手不是人。

  那是山區農村,一個大山包,緩坡上去都是農田。現場就在一家農戶的農田,一對老年夫妻,相距一兩百米,雙雙死亡。兩名死者身上都有嚴重的創傷,胸腹、后背、脖頸,大裂創形狀不規則,分布沒有規律,但顯示出兇手的巨大力量。死者的衣物翻卷,隨身物品凌亂分布在現場,像是隨意的翻撿、拋撒。耕地的犁頭,已經折斷,倒在地里,像在說著什么。

  那一天,山區下雨,雨水沖刷著泥土和秧苗,沒有目擊者,有價值的痕跡很少。

  在致傷工具上,閆偉卡住了。死者的傷口是一種異形工具造成,不是常規的斧頭、木棒等鈍器,形態很難描述。創傷分布也很奇怪,兇手雖然殘忍,暴力巨大,但死者沒有抵抗傷。不是一種尋常的殺人邏輯。

  閆偉沒有遇到過這種現場。但直覺和經驗都在提示,兇手不是一個正常人。

  會不會是耕牛?偏離思維套路,都需要勇氣。閆偉做的尸檢,死者身上的裂創,像是牛角橫掃、從下往上挑、撞擊等多角度造成。人力難以形成的巨大暴力,胸部擠壓,牛角、牛蹄和犁頭都可以造成,牛也沒有人類的邏輯。

  他和同事去找牛,發動村民找。牛找到了,情緒不穩定,閆偉要做的工作,是在牛角上提取死者的生物物證。

  沒有人能靠近牛,牛的眼神里充滿了戒備。民警找來當地獸醫,按劑量注射麻醉劑,不管用,牛不睡。又給牛灌白酒,一瓶兩瓶,牛喝得眼睛發紅,還是不睡。他們試圖綁住牛的腿,不行,沒人能靠近。

  最后等牛平靜下來,閆偉靠籃球運動員一般的臂長,遠遠伸過去擦拭牛角,提取了關鍵物證。

  其他各種證據也陸續到位,牛被證實是兇手。沒人知道那對夫妻,當時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激怒了牛,掙斷了犁繩,撞斷了犁頭,沖向主人。

  我問閆偉最后這頭牛怎么樣了?處決了嗎?他頭也沒抬,回答說:“有人提過殺牛。我不知道,我沒問。”“你不想知道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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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李卡納(左)和閆偉在做血跡實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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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詩人里爾克在《嚴重的時刻》里寫:“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死/無端在世上死/眼望著我”。歷史中很小的時刻,對一個一個具體的人來說,是他們的大時刻。

  法醫見證的,都是大時刻。

  災難發生在一個周末,夏鵬在家里輔導女兒作業。接到電話,他在心里默默按下了一個啟動按鈕:法醫科從礦難事故、自然災害等災難中訓練成熟的一整套快速應急反應預案,這個時候啟動了。

  他一邊出門,一邊要求科里所有人到單位待命,一邊開始調配周邊區縣法醫力量,安排人數、值守方式、集合地點。

  他還沒到單位,值班的第一組鞏強已經出發,他到達的時候,劉振江、李明和孫廣勝已經在清理物資,快速裝車。沒有人慌張,但都像按了快進鍵。情況暫時不明,夏鵬要求他們盡量多帶耗材,他跟劉振江坐的車,十幾個箱子,塞得人的腿都放不下。

  幾個小時車程,電話沒有停息過。到達的時候,他已經把工作框架全部安排完畢。他讓正在當地培訓法醫的李卡納,帶了一隊人負責資料保障和處理,讓孫廣勝負責現場銜接,讓鞏強劉振江在后方協調解剖室。要細到每個解剖臺上編碼貼號,個體身份識別是重點,一個都不能錯。

  孫廣勝很瘦,他是法醫科最怕冷的人,他在寒風凜冽的白天和夜晚,駐守現場,一直呆到找到最后一名死者。

  遺體送到解剖室,是后面兩天了。最快出來的,是死亡人員的信息和圖片。夏鵬打了一張表,發給法醫們。他自己背了下來,遺體運到解剖室的時候,他已經不需要那張紙了,他看一眼死者,就知道是誰。

  死者的隨身物品不同,有包包,有老年卡,有銀行卡,有鑰匙,有手機,還有個姑娘帶著化妝品。夏鵬看到這些物件,顯示出每個人的生活狀態,永遠定格的樣子,他覺得有一層模糊的不真實感。

  夏鵬是最后一批離開當地的,所有工作結束后,多呆了兩天。回家那天晚上,他跟朋友吃飯,妻子說他喝醉了,他自己記不得怎么回的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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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現場勘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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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汶川地震既是個人的大時刻,也是歷史的大時刻。夏鵬去的映秀,跟總隊的法醫團隊一起。

  夏鵬和同事搭的帳篷,就在小學附近,他們去的那天,經過學校門口的廢墟,聽到廢墟里面有狗的哀叫,他們想救,沒有工具,狗埋在深處,看不到,只聽得到。過了兩天,再也沒有聲響。

  5月14日以后,整個映秀上空尸體的氣味越來越濃,空氣越來越凝重。所有作業的機器都24小時全開,人分成幾班倒,消防員挖出來一個遇難者,痕跡馬上拍照,進行個人物品的辨識和固定,法醫馬上取生物檢材。

  前兩天,家長們都坐在校門廢墟外不遠處,等待中互相安慰。出來一個孩子,家長圍過來,有人崩潰大哭,沒哭的,默默走開。漸漸的,家長越來越少,越來越沉默。

  夏鵬每天抽空寫日記,寫他眼睛看到的一切。

  他看到一個老婆婆,背著一個背篼,背篼里有一雙嶄新的兒童鞋子。婆婆每天都來圍著學校轉,圍著法醫轉。她說她有兩個孫子,一個調皮,一個聽話。地震的時候,調皮的逃學,在外面騎自行車玩,幸運躲過了一劫。聽話的在學校讀書,至今沒有下落。背篼里是這個聽話的孩子最喜歡的鞋子,她說如果找到人了,她想給娃娃穿上。

  夏鵬寫自己和同事們的改變,每個人都在搶著做事,換班了又搶著去搬東西,去幫其他工作人員發放物資,抓小偷。余震的時候,后面的大山轟然作響,沒有人驚惶,每個人都想用完自己最后一點力氣。

  結束工作回重慶,夏鵬帶回了一件警服,警服每天噴灑消毒劑,已經變色,紫紅色的痕跡在藏藍色上重重疊疊,像是涂鴉。他把它掛在那些嶄新的制服中間,那是他最喜歡的一件。

  兩個月后,女兒出生,他才覺得,他是真的回來了。他再也不想出發,同康路1號,希望永不出發。

  2018年,重慶現行命案破案率:100%。每一個法醫的名字,都嵌進了數據,嵌進了歷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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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▲法醫科

  (由于法醫工作的特殊性,除警方供圖外,均采用了模擬現場的方式拍攝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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